中国环境战略发展进程、特点

自1972 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开始，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之路至今已走过40余年。伴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中国确立了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实施“五位一体”总体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探索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建立形成了行政管制、经济激励、公众参与综合运用的环境政策体系。

中国环境战略政策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第一阶段，探索起步阶段(1972年-1983年)。中国参加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召开，开始意识到环境问题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通过《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中国环境保护事业开始起步，《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等法规标准政策颁布。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1981年出台《关于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这个阶段在工业“三废”处理等方面进行了初期探索，确定了北京、杭州、苏州、桂林等重点治理城市，但由于受发展阶段、意识理念等限制，只有少量命令控制型政策出台。

第二阶段，初创建立阶段(1984年-1991年)。这个阶段环境保护地位有所提升，环境政策得到完善，政策体系初见雏形。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环保会议，环境保护上升到基本国策，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截至1991年，共制定并颁布了12部资源环境法律，20多件行政法规，20多件部门规章。出台《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三大政策”“八项制度”初步建立了中国环境管理政策体系，特别是目标责任制、排污收费制度、“三同时”、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政策影响深远。

第三阶段，框架完善阶段(1992年-2002年)。1992年，参加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与发展报告》和《关于出席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情况及有关对策的报告》，提出施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一阶段，国家提出了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环境政策、法律、标准和管理制度体系，提出了“一控双达标”，实施“33211工程”，环境经济政策发挥了一定作用，明确了环保投资的渠道，排污许可制度开始试点，推进清洁生产，推行环境标志制度，国家给予环保产业减税、提高排污收费标准等。

第四阶段，提升发展阶段(2003年-2012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方针，加强了污染物总量控制，环境经济政策蓬勃发展，产业政策相继出台，环境与贸易、气候与能源受到关注，环境保护政策出台力度大，综合环境政策体系逐步建立。200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2007年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提出“三个转变”，强调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战略位置。这一时期，中国加入WTO世贸组织，开始即积极参与WTO环境与贸易、自由贸易协定、APEC环境产品清单等相关谈判，《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出台。这个时段重要的环境政策是生态补偿、绿色金融，许多环境经济政策开始实施，许多政策创新力度大。

第五阶段，改革突破阶段(2013年至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强调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实施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的工作方针。2015年，新环保法正式施行，对企事业排污行为实施严惩重罚。2018年，“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召开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正式确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态环境保护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国家颁布实施水、气、土十条，强化生态环保问责机制，大力推动绿色发展，改革环境经济政策，推进建设绿色金融体系。这个阶段，改革排污许可证，推行企事业信息公开，创立实施生态红线管控，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为代表的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责任体系基本建立，形成了大环保格局。

奋力推动中国环境战略与政策迈上新台阶在环境战略理念方面，目前我国已经由“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经济发展优先环境保护”向“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变，在政策导向方面，正在从总量为主向质量核心、兼顾总量、防范风险转变，从行政区域为主到强化区域流域综合调控转变，从全面平推向突出重点、差异化施策转变，从小环保到管生产、管发展、管行业的必须管环保的大环保格局转变，从行政执法向执法、司法、社会信用、经济手段综合运用转变，着力构建党委负责、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处于新阶段、有新特征，新时期我国环境保护战略与政策要应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必须更加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求，更加重视推动制度重构和绿色转型，并重点抓好如下工作：一是推动走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目前环境与经济问题日益交织，进入一个复杂而敏感的新阶段，要实现环境与经济关系被动到主动、倒逼到内化、外挂到融入的问题，在营造有利于生态环保的社会氛围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加强实操指导，让“美丽经济”成为普遍追求，让绿色发展成为普遍形态。针对生态环保与经济关系的分化现象，进行中短期不同影响传导机制和作用机理对比研究，把统筹经济和环保做实，实现多效多赢。加强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机制和路径研究，挖掘自然资本生态资本价值，提炼欠发达地区如何兑现的可操作、可复制的路径政策，实现生态环境优质优价劣质低价。

二是着力强化制度政策的内生动力。打通战略与政策通道，以政策受体为对象优化建立政策簇和制度链，激励与约束并重，环境管制政策重在落地，环境经济政策重在激励，环境社会政策重在引导。要结合国情和社会文化寻找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更具操作性的政策抓手，促进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内化固化，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走向更加自觉、更加主动的新阶段。

三是加强政策统筹协同。加强环境政策与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的统筹，资源、生态、环境联动，对技术经济政策推行分析论证。同时要建立单项环境政策的统筹评估，注重政策实施的成本和条件，解决政策叠加影响问题，实现政策协同增效，强化政策的可预期性。建立政策评估技术体系，注重形势分析与政策工具箱储备研究，加强前瞻性、预判分析，尽早健全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系统、科学、高效的生态环境政策体系，着力提升环境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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